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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超民，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湖南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章子怡，湖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问题的提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并运用和落实到教学实践中。”［2］这为包括统一战线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建设和发展方向。毛泽东将统一战线定位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从“革命的统一战线”到“爱国的统一战线”，再到“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展现出“强大法宝”功能，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目标是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核心机制，已经从“治术”发展为“治道”［3］，是解读中国政治、阐释中国治理、供给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重要知识资源。“法宝”是对统一战线功能地位的政治论断和历史总结，而“学科”则是其知识形态系统化、学理化的必然归宿。当前统一战线理论面临着从“革命法宝”向“系统学科”升华的范式转换任务。
当前关于构建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已形成较为丰富的学术积累，其成果可归纳为如下研究范式。其一，价值图景与时代使命范式，聚焦体系建构“为何必要”的元命题。相关研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构建“团结学”的基石［4］，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实践进行理论升华、回应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诉求、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复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其二，内在结构与内容体系范式，聚焦体系“具体包含什么”的核心架构。学界普遍认为，其主体内容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5］。其中，学科体系建设关乎知识建制的合法性与规范化，要创设统一战线学科环境，激发学术创造活力［6］；学术体系包括两个维度，一方面是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是构建统一战线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制度［7］；话语体系建设则重在凝炼标识性概念与创新传播叙事，要推进话语转换，拓展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对话空间。其三，历史演进与理论动力范式，聚焦体系生成的“内在动力”。相关研究强调，百年统战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实践演进提供了历史素材［8］，“‘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9］。其四，协同推进的实践进路范式，聚焦体系“如何落地”的操作路径。相关研究围绕加强人才培养、深化学术理论研究、提升话语权等具体策略展开，还有研究强调“立足统一战线的中国性问题，不断推进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更新、概念创建和概念家族的成长”［10］。这些研究成果凸显了统一战线学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紧迫性、复杂性、战略意义与价值。
统一战线理论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知识建构长期面临学科自主性阙如的困境。统一战线在治国理政中具有“重要法宝”地位，但是其理论建设却面临“有政策无学科、有实践无体系、有经验无学理”的境地；“概念碎片化、知识供给不足”［11］、体系化滞后与独立性欠缺等问题，也成为制约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效能的“瓶颈”。这种滞后性导致其在学术体系中“失语”“失声”，主要表现为三重局限。一是学科依附性，相关研究多依附于中共党史党建、政治学等已有学理框架，缺乏独立的学科本体论与方法论支撑。二是政策依附性，侧重于解读会议精神和政策文件，难以实现超越具体政策的一般化理论抽象。三是历史叙事依附性，多从史学角度梳理统一战线历程，鲜少从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审视其理论演进机理与学理知识产生发展规律。这种依附性发展模式进一步造成历史脉络与知识逻辑的割裂，使史实梳理未能同步呈现知识形态的演变；实践总结与理论抽象的割裂，导致丰富的统战工作实践难以萃取为深层的学理体系；学科建制与知识创新的割裂，使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实务工作中难以高效运用知识和生产的内在规律和理论内容。
鉴于此，本文聚焦统一战线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旨在系统梳理和阐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践如何作为源头活水，催生分散的与政策性的知识观点，如何通过持续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学术争鸣将这些知识观点逐步发展为理论体系，以及成熟的理论体系如何呼唤并推动学科建制形成。本文遵循“实践自觉产生经验知识—理论建设形成系统知识—学科建制固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演进逻辑，探索统一战线知识内容呈现从隐性到显性、从碎片到整合、从依附到自主的范式跃迁的过程机理。
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的历史脉络与实践根基
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凭空建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统战实践中逐步生成、凝练、升华的时代产物。“党的百年统战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历史。”［12］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根植于领导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丰富实践，积累了关于“联合谁、如何联合、如何领导”的深刻经验。这段时期，统一战线主要作为革命策略和战略存在，但已蕴含知识化“萌芽”。知识发展的脉络始于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初步确立了联合战线的思想，其核心知识贡献在于确立了“联盟政治”的基本范式。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3］，奠定了阶级分析和同盟军理论的基石。党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等一系列核心策略原则。这一知识演进过程的标志性成果体现于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总结为中国革命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法宝论”的提出将统一战线确立为“政治制胜机理”，并深刻揭示中国革命“团结多数、孤立敌人”的方法规律，初步阐明了统一战线的发展规律。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的命题［14］，标志着党开始从“专门科学”的高度对统一战线实践进行理论升华，开启了对其系统化知识属性的自觉认知。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理论对统一战线性质、领导权及对象的系统界定，奠定了早期分析范畴；提炼了“求同存异”方法，形成处理阶级关系与政党关系的独特策略，突破了传统联盟理论。但此时统一战线仍主要作为“革命术”而非“政治学”存在，知识形态呈现策略性、应时性特征，尚未形成超越具体革命阶段的系统学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随着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转移，从巩固新生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对象和任务不断调整，实践内容极大丰富，为理论提炼提供了深厚土壤。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制度化；1954年宪法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一战线理论也实现了从革命斗争策略向治国理政系统理论的升华，统一战线知识形态开始向“制度之学”深入拓展，理论知识贡献聚焦于“政党关系”与“国家建构”领域。“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它的内容极其丰富繁杂，是一座大可攀登的科学高峰。”［15］党明确了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多党合作的基本准则，超越了苏联制度模式，形成了“执政党—参政党”关系的中国范式。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概念的提出，将统一战线范围扩大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两个联盟”理论的深化与分析框架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工具，对统一战线内部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五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原则也日益明晰和系统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也因此迎来理论发展的重大契机与良好环境。20世纪70—90年代，知识体系与学科意识开始探索发展。统一战线研究主要从属于统战工作实践，侧重于政策阐释、历史经验总结与工作方法探讨。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分析我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明确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同年8月，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明确新时期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9月，邓小平指出，“现阶段的统一战线可以提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范围以宽为宜”。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爱国统一战线”概念并沿用至今。这一时期，党重申和深化了统一战线作为“科学”的认识。1979年3月，李维汉重申“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的提法，强调“统战工作，包括民族、宗教工作是一门科学，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摸到规律，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198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统战部有关报告中肯定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1985年2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会上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理论是一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命题；会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以文件形式转发了会议情况报告，进一步明确“统一战线理论是一门科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重要政策文件和会议精神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撑和建设方向，也推动了知识生产的自觉展开。
此间部分学者开始思考统一战线的理论定位，提出了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建设的初步构想。相关讨论多见于学术会议与论文中，其“知识”形态主要表现为服务于现实工作的需要，聚焦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合法性论证。其核心任务是论证统一战线学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为后续学科化探索做好了初步的理论准备与舆论铺垫。如1989年，朱真的《统战理论讲座——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纲要》出版，这是第一本统一战线学原理性专著。阎志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概论》（1990年）、王世豪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1993年）、蔡世藩与肖阳明主编的《中国统战学》（1995年）等著作相继问世，标志着学界进一步明确了统一战线知识体系的基本内涵、标识性概念和观点，其学术创新性意义不容忽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学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没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做不好的。这一重要论断将统一战线“科学论”提升到新的高度，对统战干部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明确要求，也内含着对建构统一战线知识体系的深远考量。同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党内第一部关于统战工作的法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此后，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进入了深化发展的新阶段，展现出体系化、学科化与自主性的追求。统一战线学学科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重要契机，学科建设与发展也在国家战略层面得到明确支持。2020年，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统一战线的性质、范围、对象、任务作出全面规定，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权威的政策依据。在理论创新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统一战线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既是对统一战线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统一战线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论断，这为统一战线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深厚的学理支撑和重要的理论源泉。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动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实现根本性创新”。“统一战线在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过程中，破解各领域实际难题，形成标识性概念集群，确立了一套立足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16］特别是随着“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概念”“自主知识体系”等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之后，统一战线理论的知识建构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与战略价值。
前期大量的理论论证与实践探索直接推动了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学界重点探讨统一战线学的学科归属、基本范畴、发展规律、研究方法等元理论问题，系统讨论“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通识性知识体系”等议题。学界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为根基，以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为主体，旨在形成一套根植中国实践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统一战线学知识系统，构建层次分明、逻辑贯通的自主知识体系。
统一战线理论迈向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系统路径
面对学科独立性、知识本土化、话语权提升等多重挑战，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亟需在根基、载体、方法与实践创新四个维度协同发力。这既是回应学科自身发展诉求的内在需要，也是赋能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的战略要求。
（一）以基础理论创新为根基，系统集成标识性概念与知识体系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实现“学理自立”。这要求统一战线学研究必须彻底摆脱对西方政治学概念的依附性移植和对国内政策文件的简单阐释，完成从“经验描述”到“理论创造”的范式革命。
一是思想溯源与元理论深耕。系统的理论建构始于清晰的思想脉络。必须深度梳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演进，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所蕴含的“十二个必须”等规律性认识，将其系统化、学理化。同时，要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大一统”“天下为公”等政治智慧，阐明其与现代统战理念的内在契合，为知识体系奠定深厚的文化根脉与理论合法性，这是确保知识所有权和主体性的“源头活水”。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加强对统一战线基本原理的研究，深入探讨统一战线的本质、规律、价值等元理论问题。
二是实践抽象与标识性概念凝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对实践的超越性解释。当前统一战线理论领域已形成了一批标识性概念，如“大团结大联合”“法宝论”“同心圆”“新型政党制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这些概念的内涵外延、逻辑结构、历史演进的研究，提升其学术性、解释力、可对话性。例如，可将“法宝作用”升华为关于“政治力量整合核心机制”的系统理论。此外，还要从统一战线丰富实践中提炼新的概念，提炼一批如“政治联盟韧性”“共识生产机制”“统战网络嵌入性”和“建设力”等兼具中国情境特殊性与理论对话普遍性的标识性概念群，实现解释中国与对话世界相统一。
三是系统集成与理论体系形成。零散的概念需整合为有机的知识网络。应依据“史（思想史与制度史）、论（基础理论与方法论）、方法（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实践（各领域工作）”四大主干，系统构建理论框架。比如，撰写具有权威性的体系化著作，明确学科的研究对象、核心范畴、基本原理、方法论边界和理论演进逻辑，形成逻辑自洽、层次分明、开放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为统一战线学长远发展提供稳定的理论内核与导航。
（二）以学科体系建设为载体，构筑知识生产的学术共同体
统一战线理论的知识生产亟需以坚实的学科体系为依托，从“知识传承系统”和“学术生态系统”两个维度协同发力，以学科自觉驱动知识体系落地与深化，构建一个充满活力、持续创新的学术共同体。
一是完善知识传承系统，教材、课程与人才培养一体化。组织跨机构、跨领域的权威学者与实务专家，共同编写覆盖本科通识、硕士专业、博士研究各层级的系列化、标准化教材，填补当前权威系列教材严重缺失的空白。教材内容应体现基础理论的系统性与前沿实践的动态性，成为知识体系标准化传播的核心载体。要设计贯通本、硕、博的连贯性课程体系，形成循序渐进的知识阶梯。强化“理论+方法+专业+实践”的课程结构，培养学生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包括理论基础课（如统一战线学原理、统战思想史）、方法论课（统战研究方法、社会调查与数据分析）、专业方向课（政党、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等各领域研究）、实践研讨课（案例教学、模拟协商、实地调研）。不断扩大现有“高校（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统战部门”联合培养人才的模式，积极论证和推动高校设立“统战专业硕士”，定向培养高层次、专业化的应用人才。
二是优化学术生态系统，平台、期刊与评价机制协同化。健康的学术生态系统是知识持续生产的基础和前提。要强化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及其各研究基地的枢纽功能，定期举办高层次、专业化的学术年会、专题论坛和青年学者工作坊，将分散的研究力量整合为有凝聚力、有共同话语基础的学术共同体。同时，鼓励成立跨高校、跨机构、跨地域的统一战线学研究联盟，促进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打造高水平学术期刊阵地，引领学术话语权建设。重点支持《统一战线学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等专业期刊，鼓励综合性社科期刊开设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栏，持续提升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建立符合学科特性的评价体系，形成激励原创研究、服务统战工作的现实需求的清晰导向。
三是强化学科体系，夯实知识体系生产和建制的制度基础。全力推动统一战线学进入国家学科专业目录，这是提升学科合法性、吸引稳定研究队伍、获取制度性资源的根本举措。积极总结“中共党史党建学”成功升为一级学科的经验，加强论证与协调，争取教育主管部门支持，推动统一战线学入选《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从近期目标来看，可力争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独立二级学科；而从长远来看，则应朝着建设独立的成熟一级学科的方向努力。要持续强化学术共同体建设，构建并巩固高校、社会主义学院、党校（行政学院）、科研院所、统战部门“五路大军”之间的常态化、机制化交流合作网络，形成建制性力量与学术性力量相互促进的格局。
（三）大力创新研究方法与话语转化方法，推动知识生产与话语传播
一是推动研究方法的多元融合与方法论创新。统一战线学需超越传统的历史叙述与政策解读，构建一套独具特色、逻辑自洽且能与现代社会科学对话的分析范式。建设“联盟分析”范式旨在为此提供核心框架。统一战线的本质是政治力量的联合，其最深层的动力与成效在于“人心”。应将“人心向背”“政治认同”与“社会团结”确立为核心分析变量与终极解释逻辑。这要求发展精细化的测量工具，例如开发具有信度与效度的量表，量化评估不同策略对特定群体政治态度的影响。同时，深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动态分析统战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密度、中心度）如何影响信任建立与共识形成，将“凝聚人心”转化为可观察、可分析的关系数据与过程机制。借助调查实验与行为洞察探究不同群体政治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深度案例研究、过程追踪揭示政策协商、共识达成的复杂微观过程。推动研究从定性思辨为主，走向“量化—计算”与“质性—深度”并重的多元格局，提升统战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与精确性。
二是拓展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强化比较研究与理论对话，纵向开展比较历史分析，提炼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逻辑；横向进行跨体系比较，与西方政党联盟、利益集团政治比较，凸显中国统一战线的“领导性、协商性、长期性”特征；与社会资本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等进行对话，在互鉴中锚定自身理论坐标，提炼关于“政治整合”更具一般性的中层理论。以核心问题为牵引，打破学科壁垒，形成知识创新的集群效应。推动构建支撑交叉创新的机制，在科研立项中设立“统一战线交叉研究”专项基金；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与实验室平台；定期举办跨学科学术工作坊，促进深度对话与合作。通过制度设计，确保交叉融合从理念转化为可持续的知识生产实践。
三是推动知识话语体系转换，完成从“政策阐释”到“学术建构”与“国际对话”的跃迁。知识体系的价值需要通过有效的话语体系来承载与传播。要主动推动话语体系的战略性转换，以清晰有力的话语呈现学科知识。第一，推动政策话语的深度学术化转译。对“大统战工作格局”“画出最大同心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富含中国智慧的政策理念，进行严谨的学术化提炼与概念化，明确其核心内涵、边界条件、构成维度、测量指标，将其从政策表述转化为可检验、可发展的学理命题。第二，促进学术话语的公共化转化与传播。鼓励撰写高质量通识读物与普及作品，如用生动案例与清晰逻辑，阐释统一战线与中国治理、社会整合的关系，将专业学术话语转化为社会可理解的公共知识。第三，着力实现中国话语的精准国际化表达与对话。要在核心概念对外翻译中坚持主体性与精准性，如对“统一战线”（UnitedFront）等概念，需通过学术语境附注阐明其与中国政治实践相关的丰富战略意涵，区别于西方临时性“联盟”。主动在国际主流学术平台发表研究成果，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提供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概括，实现从话语“出海”到理论“对话”的深刻转变。
（四）深化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化，推动自主知识体系赋能国家治理
一是深化实践驱动的理论建构路径。理论研究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回应数字时代认同弥散、全球性议题合作、代际价值变迁等前沿治理挑战。可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实践、共识会议、利益集团博弈，以及国际组织中的多边协调、跨国倡议网络、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等多样化“合作实践”进行系统性比较。如建立常态化的“跨情境实践案例比较研究机制”，鼓励学者深入国内外社区治理、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多利益攸关方合作等多样化“团结实践”场景，开展参与式与比较性调研。从成功的协商模式、共识构建机制、多文化环境下的冲突调解等案例中“提炼通则”，抽象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新模式、新概念，如“动态信任构建体系”“异质性组织协同网络”“跨国/跨文化认同融合机制”等，并将之系统化为更具包容性和迁移性的中观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普遍性团结合作知识体系。这有助于将统一战线学从一门“中国特殊学问”提升为对“政治整合”这一普遍性命题具有重要贡献的学科领域。
二是强化理论指导实践创新。着力推动学术成果向多层次治理实践的转化应用。构建“政—学—研”协同的决策咨询与知识转化平台。强化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及各研究基地的智库功能，推动其从学术交流平台向高质量决策支持系统升级。鼓励学者围绕“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增强统一战线法宝效能”“防范化解统战领域风险”等重大议题，开展前瞻性、储备性、针对性研究，形成具有扎实学理支撑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咨询报告、改革方案设计、风险评估模型与效能评估体系。建立常态化的需求对接与成果报送机制，确保学术研究紧扣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与实践中的真问题，将关于网络结构、社会资本、协商效能、心理共识等前沿交叉学科研究成果，转化为可供不同层级决策部门参考的“诊断工具包”“策略选项集”和“效能评估模型”。
三是健全知识生产与应用互促的制度化保障。完善统战理论研究成果向政策制定、实践创新、国际对话等多向度输送、采纳与反馈的闭环机制。在相关领域的治理效能评估中，纳入对理论创新与实践结合成果的考量。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学术研究、政策实验、实践反馈与国际比较之间的通道顺畅、互动及时，最终形成具体实践并为理论提炼提供丰富样本；抽象理论又为更广泛、更复杂的治理实践提供诊断工具和策略选择的协同演化格局，形成源于实践又超越实践的团结合作知识体系。如从成功的实践创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有效运作模式、网络平台正能量共识引导机制）中，抽象出具有解释力的中层概念与理论模型，如“弹性组织化整合”“数字时代政治认同的建构路径”“复合型共识达成机制”等，使“中国经验”真正转化为可表述、可分析、可迁移的“中国理论”。
四是知识内容需积极回应前沿治理挑战，引导理论创新方向。理论研究需保持前瞻性，主动设置研究议程，回应数字技术革命、社会结构变迁、全球秩序调整带来的根本性挑战。积极运用生动案例和现代传播手段，阐释统一战线与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个人成长的关系，增进全社会的认知认同，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运用传播学、认知科学等理论，创新适应不同文化与圈层的话语表达与叙事方式，提升团结合作的感召力与说服力。例如研究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如何影响社会意见整合与政治共识形成（数字统战与智能治理）；分析人口结构变化、代际更替对政治认同基础的影响；探讨在逆全球化思潮下，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应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具备解释和应对未来挑战的理论储备。
（本文有删节）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概念、范畴与学理框架研究”（2024MZD006）；湖南省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项目“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究”（TZLX202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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