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论坛网-国家治理杂志转载请注明来源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落实能力是干部干成事的关键能力所在，崇尚实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变现实，必须有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队伍，要求干部“会谋划”“善落实”。如何系统全面提升新时代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推荐阅读！01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意义重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范围广，触及利益深，攻坚难度大，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突出重点，更加注重实效，强化主体责任，抓好改革落实。新时代新征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外部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国内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改革落实能力和水平，确保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见到实效。”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历史和实践证明，改革越是向纵深维度推进，触及的利益矛盾愈是尖锐，抓落实、重实效的重要性就愈发凸显。“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诸多领域将会出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步入攻坚期与深水区的改革任务更重、节奏更快、要求更高。要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变现实，必须有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队伍，能够在多重目标协调中找准着力点，在复杂利益格局中构建改革合力，注重各项改革在实施中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共同发力；要求干部“会谋划”“善落实”，能够由点到面把改革部署高质量地落实到发展实践之中，以强有力的执行推动改革目标落地生根。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但是能否真正将高质量发展贯穿于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关键则在于干部是否具备与高质量发展匹配的改革落实能力。这就是说，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必须增强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本领。这是因为高质量发展强调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城乡融合、对外开放、共享公平、协调发展等等。伴随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将由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转变，政策之间、领域之间的耦合度要求更高，干部不仅要落实政策，更要具备跨领域、跨层级的统筹协调与综合执行能力。只有干部敢担当、善落实，才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并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与持续动力。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切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但制度优势仍未得到充分发挥，原因之一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制度执行上存在悬浮空转等现象。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提高干部的改革落实能力，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落实，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展现，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工作能力的重要检验”。要将干部改革落实能力置于基础性、战略性位置，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提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治理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使改革举措真正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近年来在脱贫攻坚、乡村全面振兴、生态保护、数字治理等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展现出较强的响应力和执行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开局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不容忽视的是，仍有部分改革任务、中央的大政方针及重大战略部署落实不到位。防止和克服改革落实中的形式主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全面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必须提高干部的改革落实能力，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只有各级干部压紧压实责任，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才能确保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见到实效，确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落实落地。02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存在哪些挑战？当前，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面临着制度逻辑与实践效能的多重张力。换言之，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受到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能力素养、角色定位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观念更新滞后与改革落实偏差。干部改革落实能力受到思想观念的深层制约。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部分干部未能在思想层面完成从“被动执行者”向“主动变革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观念困境并非单一认知偏差所致，而是源于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与心理惰性。既有对现实复杂性的回避心理，也有对既有经验路径的依赖惯性，使得一些干部更倾向于维持稳定、避免风险，而非迎难而上、锐意进取。思想观念的形成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制度运行与行政文化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果。从历史维度看，部分干部在长期以“稳”为主的发展逻辑中形成了“守摊思维”与“重过程轻效果”的工作惯性。从现实压力看，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由于部分改革具有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特点，而现行干部考核机制尚未完全体现改革容错机制，导致一些干部在现实工作中出现懈政、懒政、怠政等现象。此外，新时代干部所面对的治理对象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传统以管理为主的思维方式难以适应协同治理、参与治理、柔性治理等新型治理要求。思想观念更新滞后致使一些干部在改革落实上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对上级部署照抄照搬、机械执行，缺乏因地制宜和主动探索的精神；二是片面追求“改革痕迹”而非实效，导致落实浮于表面、难以深入人心。这两种倾向削弱了改革的实际推进效果，在干部群体内部形成“多做多错、不如少做”的负面心理预期，进一步固化了改革落实中的惰性。机制协同缺位与执行效能受限。体制机制障碍是影响干部改革落实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相比于思想观念层面的主观障碍，体制机制问题体现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制度性掣肘，表现为改革任务的执行链条断裂、权责配置错位、激励约束失衡等矛盾。在纵向上，存在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政策传导链条的梗阻，改革落实在一些地方出现“上热中温下冷”的态势。在横向上，跨部门协同机制尚未健全，不少改革政策在多部门治理格局中难以形成合力，引发执行主体的“风险规避”与“无为而治”，最终削弱了改革政策的传导与落地效能。体制机制问题并非一时一地之弊，而是深植于尚不完善的组织架构中。随着改革任务呈现出更强的系统性、联动性和创新性，传统体制机制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不能适应改革全流程协同治理的现实需要，以至于在部分地方和领域出现了“改革文件一摞摞、实际变化很有限”的现象。加上改革试点的政策授权有一定限度，有责无权或有权无责的权责错位现象存在，必要的工作权限和履责条件不充分，使得执行主体无所适从。与此同时，干部考核与任用机制的滞后也是关键障碍之一。干部考核制度边界不够清晰，缺乏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岗位职责的具体化指标，导致干部在落实改革任务时目标感不强、着力点不准，不利于调动干部工作的内在动力。如果缺乏科学问责与容错机制，部分干部往往会趋于保守谨慎，存在“干得好不一定有奖，干出错一定被罚”的心理，宁愿少做事、慢作为，也不愿主动承担改革落实中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能力储备不足与素养结构错位。干部改革落实能力的高低，最终要落实到个人能力素养的匹配程度。随着改革向深水区迈进，涉及高水平政策设计、复杂社会协调、数字技术应用等内容，对干部的知识结构、专业能力、治理方法、综合素养等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干部具备较强的系统思维、创新能力和跨界统筹能力。但部分干部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时暴露出知识结构陈旧、专业能力不足、治理方式落后等多方面问题，形成了能力素养与改革要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长期的事务性、程序化工作中已经形成路径依赖，使一些干部缺乏结构性学习与跨界能力积累，对落实新任务“不会干、不敢干、不善干”。此外，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与改革实践的脱节也值得关注。不少培训形式仍以政策传达、经验讲授为主，缺乏对改革问题的实战推演与案例解析，学用脱节导致对新知识、新情况、新挑战的把握不理想。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拓展应用，新技术、新模式对干部的科技理解力与数据运用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干部对技术治理手段缺乏理解和掌握，面对数字化变革时被动应对，客观上拉大了与改革目标之间的能力距离。在一些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干部落实能力不足对改革成效产生了影响，如营商环境改革、绿色低碳转型、社会风险防控等领域，干部因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协同能力，导致政策执行“卡壳”，改革推进“打滑”。职责边界不清与角色定位模糊。在多重责任压力下，干部扮演的角色不断变化，但其角色定位却未能在制度层面得到清晰界定，致使一些人在推动改革落实过程中陷入身份不清与职责交叉状态。角色定位模糊的逻辑链条，本质上源于改革任务与职责权限之间的不对称，在改革落实的实践中，干部需要在多个目标之间进行平衡，既要贯彻上级改革部署，完成阶段性政策指标，又要回应群众诉求，处理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动态问题，还要追求效率与公平，防范风险与维护社会稳定。多维目标之间的交叉竞合，叠加外部评价体系和上下级传导机制的非同步性，使部分干部的角色定位模糊，难以确立自身在改革中的位置，最终影响改革的推进效率和政策的有效落地。更进一步说，角色定位模糊是干部在复杂改革环境中形成的一种困扰。新时代改革任务的系统化协同化，对干部提出了多重角色转换的要求，但在组织架构和职责划分上，仍保留着以条线管理、单一目标为主的机制，造成一些干部在实际执行中出现职责承接错位、协调边界不清等问题。权责不对等、角色不明确使干部在改革落实中要么“事必躬亲、身心俱疲”，要么“明哲保身、谨慎观望”。治理语境的开放性与监督机制的强化，更是加剧了不少干部的身份张力，面临“上不能慢、下不能错、群众不能怨、舆论不能吵”的情境，弹性空间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与时效性。03如何提高新时代干部改革落实能力？强化思想认同，激发内生动力。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首先要强化思想认同，思想上“认不认”“信不信”“想不想”直接决定了行动上“能不能”“敢不敢”“愿不愿”。必须推动干部从被动执行者向主动变革者转型，从任务式应付转向目标式奋斗。这不仅是干部思想层面的自我突破，更是对党和国家改革方向深刻认同的体现，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根本要求。要以深化政治理论学习为主线，构建干部理论武装与实践能力协同提升机制。通过专题化学习、结构化研讨、案例化解析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对新时代改革战略布局、制度逻辑及实践路径的学理性把握，着力提升干部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破解经验主义思维定式，推动干部在政治理论学习中不断更新观念、拓宽视野。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始终强化干部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鼓励干部在实际情景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在破解复杂问题中深化理论认知、增强行动自觉，切实将理论自信转化为推动改革发展的实践效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新挑战，领导干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培育改革共识强化使命驱动，将改革成效、改革探索和担当精神纳入日常考评，推动干部在行动上更加积极主动，切实担负起改革落实责任。健全协同机制，增强执行效能。提高干部改革落实能力，还要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政策导向和制度环境。打破改革的执行瓶颈，必须坚持上下协同、条块结合，推动纵横协作的体制优化，建立全过程、高效率、可核实的改革落实机制，推动改革举措早落地、见实效。从纵向上看，强化上下贯通，构建层级协同的执行体系，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改革权责边界。中央通过改革任务清单明确改革目标与核心指标，地方将中央部署转化为符合地方实际的实施方案，通过建立双向反馈通道和跨层级督导机制，对重大改革事项进行深入检查，通过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全面评估任务进度与实际成效。从横向上看，强化部门联动，构建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明确协同治理的权责界面，以组织重构突破“块块”壁垒，破解职责交叉、多头管理的体制性障碍，并以流程再造提升行政效能，以数字赋能驱动协同转型，通过数字技术建立可信的共享机制，提升干部在复杂改革场景中的综合协调能力。更重要的是，构建能够有效衡量改革效果的科学考核体系，将考核过程制度化标准化，依据干部职级与工作属性设置分层分类指标体系，确保考核内容既覆盖全局，又聚焦重点，并通过强化考核结果的应用，将其与评优评先、选拔任用、奖惩问责等挂钩，对改革成效突出的干部予以激励，对落实不力者进行责任追究，确实形成“干有方向、干有标准、干有激励、干有压力”的工作格局，推动改革任务真正落地见效。补齐能力短板，优化素养结构。干部改革落实能力的核心在于能力结构与任务要求适配。必须围绕改革需求系统重塑干部的能力结构，强化复合能力、专业素养及数字技能，推动改革任务的高效落实。完善基础性培训，夯实干部履职尽责的基本功。根据干部的年龄结构、岗位职责和能力短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突出“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培训导向，推动培训由统一灌输向靶向提升转变，增强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切实提升干部履职尽责、推动改革的能力水平。根据改革任务的变化，推动干部培养从静态培训向动态响应转变，整合政治、经济、法治、数字治理等多种知识，通过培训重点提升战略思维、创新能力、法治意识和系统统筹能力，实现专业化与综合性能力的融合发展。推动关键职能部门之间有计划的轮岗交流，构建跨领域、跨层级的锻炼路径，使干部在多岗位历练中打破知识壁垒、拓展经验边界，提升其在复杂环境中的统筹协调与全局把控能力。围绕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数字工具等内容，增强干部在数据管理、技术运用与数字政策设计等方面的综合素养，深化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培训，引导干部突破“技术工具即附属手段”的惯性认知，认识到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制度重构与改革创新的重要引擎，鼓励干部在改革调研、政务决策、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探索应用数智之治，推动形成“技术赋能—能力提升—改革提效”的良性互动机制，切实增强数字时代干部的履职能力与治理效能。厘清职责边界，明晰角色定位。干部作为改革的直接执行者，若职责不清、角色模糊，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犹豫与推诿，从而影响改革的实际效果。坚持系统设计、分工明确、上下贯通的原则，推动改革任务在组织体系中形成清晰的责任闭环，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责任具体落实到部门、岗位和干部，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改革任务不悬空、不脱节、不遗漏，通过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改革推进机制，确保每位干部都能明确自己的职责，面对复杂的改革任务时保持主动、快速响应，真正承担起推动者与落实者的责任。对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策略，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上级与基层、部门与岗位之间的职责边界，建立改革推进的监督检查与绩效评估机制，既注重过程管控，也突出结果导向，以考核促落实、以责任促改革。针对基层干部“有责无权”问题，强化授权赋能，明确干部在改革全流程中的职责定位，扩大干部在职权范围内的决策权、处置权和调度权，完善与改革任务相适应的人力、财力、技术等要素配置机制，推动资源向改革一线、重点任务倾斜。对承担改革任务的干部，在组织保障、条件供给、工具支持等方面提供系统支撑，增强其履职执行的能力基础。通过建立岗位责任清单、改革任务承诺制度等，纠正“只听指令、回避担责”的被动心态，克服“职责不清、角色不明”的认知偏差，引导干部将自身角色牢固嵌入组织体系，增强其履职意识与主动作为能力。针对干部在高压改革任务中可能出现的责任动摇与执行犹疑，建立涵盖心理调适、正向激励与制度保障的综合支持体系，加强人文关怀与过程激励，帮助干部在压力环境中保持履职定力与改革韧性。

6月10日，中央政府网站发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其中多处内容与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密切相关密切相关：建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转化和考核等机制，对转化形成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试行长周期考核。支持深圳开展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试点。健全科技型企业信贷、知识产权证券化、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交易等实践场景和规则体系。依托深圳证券交易所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构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2024年8月30日）为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一、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顶层设计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按照分批次研究制定授权事项清单的工作机制，再推出一批改革措施、落地一批创新试验、深化一批开放举措，在破解教育科技人才领域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拓展粤港澳合作新途径新场景新载体、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等方面先行先试、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更好发挥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引擎作用和在全国一盘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贡献、提供范例。二、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一）加强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作用的有效路径。探索新型研发机构薪酬市场化管理制度，支持深圳医学科学院在科研管理、人才聘用、经费使用等方面探索新机制。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实施“预算+负面清单”管理。探索实施科研项目经理人制度，在项目甄选、团队组建、技术路线选择、经费支配等方面赋予其更大管理权限。建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转化和考核等机制，对转化形成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试行长周期考核。探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多元化投入和开放共享机制，实施科研设备、耗材等进出境便利化管理。（二）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推动新兴领域工程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支持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培育一批掌握硬科技的创新创业人才。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专业型、“小而精”高校办学模式。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提升深度融合，围绕区域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要，支持外商按规定在深圳投资举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引进先进培训课程、师资、教法等，探索产业链与职业技能培训链有效衔接、高职教育与技工教育融通发展的技术工人培养模式。推动深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应用技术型大学课程互选、学分互认。优化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机制。积极实施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探索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个性化教学方式和人才培养新路径。（三）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用好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契机，引进更多急需紧缺人才。完善人才配套服务政策，在引进海外人才及相关人事、科研、外事管理等方面赋予用人单位更大自主权。三、推进金融、技术、数据等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四）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支持深圳开展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试点。健全科技型企业信贷、知识产权证券化、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交易等实践场景和规则体系。优化科技型企业债权和股权融资协同衔接机制。深化绿色金融改革。支持保险资金依法合规投资在深圳发起设立的主要投向特定领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允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按照政策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五）创新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依托深圳证券交易所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构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全链条服务体系。探索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设备准入应用机制，在安全可控前提下，探索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设备数据采集、集成共享、合规使用的规则及标准。支持深圳深化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完善低空飞行监管规则，探索开展跨境直升机飞行、公益服务等通用航空业务。拓展储能场景，探索源网荷储一体化商业模式。创新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管理制度。（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交易规则和标准规范，支持深圳探索数据交易、可信流通、收益分配等机制，在合规评估认证等方面形成更多制度性成果。在保障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交通、地理、卫星遥感、气象、医疗卫生等领域公共数据依法合规分级分类开放，健全相关管理制度、服务机制、标准规范。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稳妥开展国土空间三维模型成果应用试点。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在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要求前提下，探索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七）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推进货物贸易便利化，支持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在便利通关、燃料加注结算等方面支持深圳盐田港加大探索力度。（八）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监管部门信息共享、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综合保税区外的重点企业开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符合环保要求的“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试点。研究增加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指定出入境口岸和靠泊点。进一步扩展国际快递业务（代理）经营许可审批权限下放区域。加强数字人民币试点应用场景创新，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研究，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领域的适用性。完善国际文物交易领域通关便利、货物监管、仓储物流等政策。（九）完善便利人员流动配套机制。深化国际航行船舶相关配套制度改革，为港澳台船员办理社会保险提供便利的经办服务。试点允许符合条件的香港涉税专业人士在深圳特定区域登记执业。稳妥有序扩大境外职业资格便利执业认可清单，优化境外期货从业人员等在深圳执业的考试机制。五、健全科学化、精细化、法治化治理模式（十）提升民生保障服务水平。深化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提升口岸药品监管和检验检测能力。完善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医疗器械使用及监督管理制度，探索将国际新药临床真实世界数据用于进口药品注册上市许可的可行路径。深化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十一）健全土地等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支持开展土地、建筑物、林地、湿地、海域海岛的综合调查。探索基于建筑信息模型的计算机辅助审核制度，在特定区域试行开展不动产立体化登记。改革闲置土地处置和收回机制，完善土地闲置费收取标准与闲置时长挂钩政策，创新土地盘活利用方式。加强重大产业项目用地保障。完善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体制和配套政策。探索自然保护区及风景名胜区非核心区域合理有效利用模式。（十二）深化司法领域改革和交流合作。建立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民事诉讼法框架下，探索简易执行案件快立快执、简易执行异议案件法官独任制办理。支持开展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一体化管理制度改革。深化新型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试点。探索由司法行政部门对商事调解组织进行统一登记，并加强监督管理。支持深圳依法对特定港澳商事调解组织出具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和强制执行。支持深圳仲裁机构与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研究体育纠纷化解、仲裁国际合作等工作。六、强化组织实施（十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全过程，推动试点任务落地见效。（十四）狠抓改革举措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加强统筹协调，有关方面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和经批准的事项清单，依法赋予深圳相关管理权限。重要项目、重大事项、重点改革按规定程序报批后实施。广东省要加大放权力度，支持深圳深化综合改革试点。深圳要切实担负起试点主体责任，健全全过程、高效率、可核查的改革推进和落实机制，确保改革事项按期落地；完善重大风险识别及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做好风险评估管控和应对处置。建立健全与综合改革试点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调整机制，本意见落实中凡涉及调整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按法定程序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授权后实施。（十五）强化试点经验评估推广。密切跟踪综合改革试点进展，注重巩固综合改革试点成果，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以适当形式予以固化并在更大范围推广，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分析评估，对成效未达预期的试点举措适时调整完善。重大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END信息来源：中央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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